他们玩不起了
2005年3月底，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陈丹青，因不认同现行艺术教育体制，
向学院递交辞呈。他被清华大学特聘为教授兼博士生导师，在这个令人艳羡的位置上，他
却始终不能适应当前“学术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他不想被不知不觉地异化，于是选择离
开。
2005年6月，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发表了《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
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因无法容忍研究生招生考试中的缺陷，
他公开宣布自己将不再招收研究生。
2005年8月15日，北大信息与科学技术学院硕士研究生柳剑锋出走，在电话里向母亲
哭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有能力”。
2005年9月22日，清华博士生王垠在水木社区BLOG上发表了《清华梦的粉碎———写
给清华大学的退学申请》，因不认同学校的博士生教育，明确要求退学。
博导们不玩了，博士不玩了，硕士不玩了，大家都不玩了，研究生教育病得到底有多
深？
学术权与行政权的失衡
导师何以谋其职？
“在其位谋其职”是中国的古话，然而，“位”与“职”真的能达到平衡吗？在很多
博士生导师的眼里是怀疑的。清华博导陈丹青之所以辞职，就是为摆脱自己的“特长”与
“美术学博士学位”之间的错位。陈丹青提出辞职是深思之后的勇气之举，而在全国高校
内，如他那样错位的现象又何止一例子？
“不是我要当博导，是被抬举安排了这份差”，陈丹青要求大家不要把这句话理解为他
的谦虚之辞，确实，追究于硕博导的提拨机制，此类位置尴尬的“博导”还有很多。河南
某大学广告学张同学反应，该院大部分硕导、博导都是由学院举荐，然后到上级审批。从
这样的流程，我们可以看出学院的操作空间很大，学院领导可以优先。很多导师的水平确
实不敢恭维，只因混迹于学院的领导层多年，便得以轻松上郑。这些导师虚有其名，最终
却无法给自己的学生相应程度的教育。在评定硕、博导师的过程中，学院的安抚政策也大
行其道。对于一些年龄比较大的老师，学院似乎乐于给他们一个硕导或博导的“光环”，
而这些人的实际能力，学院则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然而，我们很容易知道，年
龄大也许可以说明资历老，但并不能说明水平高，更不能以次推出他们有带硕士、博士的
能力。
为吸引生源，目前还有一个普遍流行的做法，便是在导师的研究方向上巧立名目。为
了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契合，很多学院在招生的时候往导师的资料上添加一个与原研究方
向稍微沾边的新方向，令很多学生趋之若骛，可事实上导师本人在新设立的方向上并无精
辟研究，特别是一些年龄较大的教师，在接触社会新趋势，新知识上颇有局限，导致其新
的研究方向形同虚设，收编其下的学生更是迷惘致极，摸不着方向。湖北某大学新闻学院
的同学告诉记者，他在选导师的时候，看中了导师的“广告摄影”方向，却在跟随其学习
期间，基本上没有机会接触其广告类摄影的，导师反复传授的只是新闻摄影或者是生活摄
影，而以“广告”视角对摄影的研究基本没有。
近年来研究生领域普遍反映，现在博士越来越难读。除了因为其研究内容的难度大，
在一定程度上，这还得归因于缺乏完备的体系以及方向引导。学生的毕业年限拉长，耗费
的是他们的时间、金钱还有青春，而最根本的问题是这种耗费是否值得？他们对导师的信
赖还能维持多久？
学生最次要的学院教育
学术行政化的问题在高校普遍存在并且由来已久，却一直都难以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目前，学院管理的“机关化”过于严重，直接导致学院重要、教育次要、学生最次要的
后果。校、院、系之间形成严格的等级关系，往往是权力的掌控者说了算，虽然系主任可
能是学术上的权威，是教育上的引导者，但是，作为基层行政力的执行代表，他难以关注
到全体教授的意见，更不可能了解到全体学生的意愿。记者走访了武汉的几个高校，极少
发现有院长、系主任等领导层与学生的直接沟通，也有学校试图探究一种成功的模式，却
最终没有实现。研究生教育相对于本科教育略有优势，有些研究生幸运的成为学院院长或
者系主任的学生，直接沟通的机会相对多一点，而那些没有跟领导层近距离接触的研究生
的意愿则没有好的途径表达。
另一方面，学术行政化造成了官本位的思想，也使得不少教师倾注不少精力于对非学
术事务的追求，他们关心权术却不关心学术，也不够关心教育，教师心血投入的多少，与
教学质量高低是成正比的。
同时，行政权利对学术事务的介入过多，也使得学术研究与教学行走艰难。行政权利
与学术理应是有明晰界限的，可事实上，行政权利很容易就干预到了学术事务。此间，基
层教授一般很少有机会介入各个层次的决策过程中，即使对自己熟谙的学术专项以及教学
事务也没有太多的发言权。正是这些活跃在学生第一线，与学生靠得最近，又最能了解学
生需求的一个教师群体，却对教学以及学生发展规划毫无操作余地。
很多学校的教学评测会议也是开了就算了，学生的问题被全部记录下来，却没有几个
可以得到解决。学生的发展，被放到最次要的位置，他们的意见和需求也通常被置之不理
。偶有关心学生的教师站出来，却无力改变现实。大部分时候，学生的声音，在高亢的权
力之音下被掩埋。
考试导致的“千里马”难求
考试从来就是中国教育的连体婴，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再到研究生阶段，一个
都少不了考试。每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也是让众多学子和社会人士趋之若骛，考试最终让
一部分人喜一部分人忧，而中国的这场研究生门槛考试，到底拦住了些什么，又引进了些
什么？
政治英语卡住了谁？
众所周知，中国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有两个重要的门槛，俗称“政治、英语过线”，此
为标准化考试的一个重要反映。2002年，陈丹青教授的第二次研究生报考中，一名考生以
业务最高分（90分）入围，却因外语政治各差一分，经向院校申请通融无效，未予录取。2
003年，该考生重来一次，仍以最高分入围，却再次因外语分数不过关，无缘陈丹青的艺术
之门。而此前，因外语分数不及格，陈丹青的“第一炉”博士生也都作废了。事实上，每
年因政治、英语不过线而被拒之门外的考生比比皆是。而政治、英语的及格线到底卡住了
什么，从陈丹青的学生例子来看，它卡住的是优秀的专业人才。
想招的招不进来，这便是陈丹青面对的现实，也是无数硕士和博士生导师面临的现实
。政治、英语的及格线仿似一道铁栅栏，拦住了很多原本适合做专业研究的考生。“千里
马”常有，而“伯乐”们却没有办法作为，在这种标准化考试的严格限制下，他们对自己
想要的学生无计可施，面对学生怏怏离开的背影，他们空留一腔遗憾。
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曾召开教师座谈会，讨论研究生入学考试改革的问题，他举出
北京大学一个非常有力的例证，1978年考入北大西语系的张隆溪，根本没有读过大学，但
他直接考取了杨周翰教授的研究生，后来这个人成为在比较文学、文化研究方面非常重要
的学者，现在在美国任教。如果按照今天这样的考试体制，可能这个人就会被埋没。可以
推测，今天这样的标准化考试体制确实已经扼杀了很多能够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做出成绩
的专业性人才。
对于被政治、英语卡住的考生，更是深有挫败感。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
考核方式，却也只有暗自叹息自己机遇不好，除此以外，他们也无发作为。记者采访到华
中科技大学电信系99级张同学，他于2003年毕业，工作一年后，准备重返大学校园，他参
加了2005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因为有过一年的操作经验，专业课成绩高达130之多，事先
联系的导师对他颇为满意，他以为一切没有悬念，却在“政治”的国家线出来以后伤心欲
绝，自己仅以一分之差被拒之门外。回想起自己的考研历程，他感觉很辛苦，是鼓足了勇
气放弃了工作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才熬过来的，最终出现这样的结果，他很失望，对自己，
也对这场考试。北京大学一名法学院学生也提出，希望学校能够尽早在招生考试制度方面
有所改变，比如能不能脱离国家统一的研究生考试，进行自主招生。
保送生无懈可击？
在整个研究生入学考试中，保送生理所当然的被看作是幸运儿。而幸运儿是否真的幸
运，在今天看来不再毋庸置疑。保送生的质量，成了人们首先置疑的问题。据了解，大部
分学校的保送生是从两类人中间挑选出来。一种是大学四年成绩一直优异的学生，他们凭
借每个学期的高分实现了最终的加权平均分在年级名列前茅，从而获得保送资格。另外一
种则是学校的特长生，或者身为学生干部的一类人。如果说前一种是靠踏实的学风，那后
者就显得有些侥幸了，机会因素占据了很大的比重。
前一类人大多是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应试高手，他们善于考试，容易得高分，但是高
分并非衡量学生能力的唯一因素，这个道理在很早就得到过证实。后一类人中，则因为特
殊的学习环境和工作要求，他们当中极少有热爱学习的学生，他们的精力更多的放在了学
习之外的一些事情上。如果以学习成果作为衡量标准，这类保送生的缺陷就很明显了。
保送生确实不再是无懈可击，与有过研究生入学考试备考经验的学生相比，他们甚至
存在相当的劣势。因为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学习过程，他们在知识体系上缺少了一个
完整的复习、构架过程，这对转入新一阶段的研究生学习中是很不利的。华中科技大学新
闻学院的保研学生吴婷告诉记者，尽管本科阶段的基础还算扎实，但是自从保研后，就停
止了集中的学习，事后也没有对自己的学科进行完整的复习，所以在入学之后，明显感觉
到知识衔接的困难。她说现在只好多看些书来提升自己的知识框架，增强知识厚度。
面对研究生教育，他们说“不”
病得不浅的研究生教育，已经让很多研究生对其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在学生中间出现
了空前的信任危机。北大研究生柳剑锋的出走，出于对“自我”的否定；清华博士生王垠
的退学，是对学校的否定，到底是什么让他们最终只选择对研究生教育说“不”呢？
自信心的抹杀
柳剑锋出走前，给母亲的电话里说“我没有能力！”，这位28岁的北大信息科学技术
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名牌大学名专业的研究生，是外人羡慕不已的，可是柳剑锋却承受不
了周围的压力，他不清楚自己在学校到底得到了些什么，和别的同学相比，驾照、女友、
签证……他又似乎是一无所有的。
柳剑锋的尴尬也是很多在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尴尬，他们有着高学历，研究的是
接近尖端的科学技术，学习的是很多人无法触及的文化知识，但是，他们的业余生活却是
极其无聊，他们的自理能力是一团糟，除了可以保证学习成绩过硬，就没有了其他的能力
，这让他们在接触社会的时候变得畏首畏尾，面对激烈的求职竞争也是不知所措。从此，
学习不再是他们的兴趣，学校不再给他们信心，眼前的现实让很多人开始退缩。
湖北某大学数学系李同学也发牢骚，“千辛万苦考上研究生却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班上的很多同学也处在极度郁闷期，甚至还有同学有退学的打算，如果不是学费已经交了
，我真的就不想再读下去了”。李同学讲到自己身边也有一些“牛”人，但是只是很少的
一部分，大部分学生都很茫然。他们在考上之前，对学校有很多期待，来了之后却发现与
想象的不一样，研究生学习的枯燥与单一让他的生活了无生趣。看着一些同学出国，他也
有过这样的冲动，可事实上又发现自己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整天在实验室做事，很少有整
块的外语学习时间，去图书馆看书的机会更是少得可怜。除了具备在实验室的技能，他们
没有其他收获。这样的学习生活，严重挫伤了学生的锐气，他们原本要有一番作为的想法
就在昏昏度日的过程中偃旗息鼓了。
10月30日，北京大学又一起悲剧发生，该校信息科技学院研究生成俊因承受不了学业
的压力，最终选择了自杀。自杀不是一种轻易的做法，而成俊依然选择自杀，一定是因为
他活下去的勇气远小于自杀的勇气。
出走也好，自杀也罢，都是缘于学生对“自我”的否定，这种否定如果追究到学校，
则可以从两方面找原因。一方面，学校没有交给他们足够的生存能力，另外一方面学校也
没有做到对学生士气的鼓舞。学生觉得自己远没有期待中的那样优秀，心理上“自我”肯
定的需求就始终得不到满足。更重要的是，这么多年的教育却忽视了培养学生们足够的心
理承受能力，所以在审视到自己的问题之后，柳剑锋没有办法解决，只是一味的逃避，然
而出走并不能寻到安全的港湾。
对一纸文凭的抗拒
如果说柳剑锋是软弱的，那么王垠便是强硬的，从他明确提出退学之后，他便是采取
了一种积极的反抗的态度。已经博四的他，拒绝了还有一年就到手的对清华大学博士文凭
，他不认同清华大学的博士教育，他说自己的成就是“自我培养”的结果。
文凭一直是诸多学子苦心追求的东西，也是求职过程中一块重要的敲门砖，然而他们
选择放弃，他们放弃了不只是这简单的一张纸，他们更放弃了对研究生教育的认可。“学
不到什么”是很多05级新生常放于嘴边的一句话。学制改革之后，仅剩一年的在校学习时
间，很多同学深感不够，论及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拓展，都难以实现。
学校对于学生发表学术论文的要求，更是让很多同学牢骚满腹，买版面发论文成了研
究生里较为流行的做法。对研究生的培养方式，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研一学生陈瑜有自
己的看法，她分析了研究生学业压力大背后的原因，“研究生”三个字承载的东西太多。
研究生需要在国内核心、国际著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这是考核成绩的最佳手段。论文关
系到奖学金、毕业、就业、出国、直博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全国各院校之间的各种比较
、排名，也总是拿“论文发表数量”作为一项重要衡量指标。在此背景下，研究生自然成
了“为了论文而论文”的功利教育的牺牲品，不仅害了学问，也害了自己。她认为只有降
低研究生教育的功利性才更适合研究生成才。研究生阶段需要做的，应是多学习、多积累
，夯实基础，学会创新思维和方法。而最低标准应该是：做真人，做真学问！“我们都希
望学校能够更重视培养我们的创新能力、研究能力而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或单纯的用论文
考核”，北京大学的数学系研究生魏同学也这样说。
学校到底应该采取怎样的培养模式才能让学生得到认可呢？似乎很多高校都在探索
，却没有始终没有提出真正方案。在2005年北京大学工作研讨会上，其常务副校长提出要
缩小研究生招生规模，培养“创新型领导人才”，这就一改过去研究生只适合做学术的惯
例，从社会的重点需求上培养人才。这一改革还在商讨过程中，其探索的过程也是学校全
面提升学生素质的过程。
近日google中国副总裁李开复先生来到华中科技大学做宣讲会，当记者问到现在大学
生的知识构架与社会需求之间是否有落差时，李开复肯定的回答，“落差相当大”，很多
研究生在进入单位之后还需要进行专业的培训，否则他们根本无法达到工作的需求。李开
复提出，希望更多的教授们能理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并且有针对性的进行培养。
只有真正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人才，一纸文凭才会厚重起来，学生才不会轻易拒绝。
专家探讨研究生教育新走向
研究生教育的深层问题以及它的体制硬伤，并非新近出现的，当博导、硕导、博士、
硕士的接连“罢工”之后，很多博导们，研究高等教育的专家们也都无法正襟危坐了。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召开专家组会议，就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该研究
生院院长白春礼院士指出，研究生教育必须充分调动积极因素，找到研究生教育的责任者
和受益者，整合资源形成开放的、充满生机活力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集中力量完善研
究生教育中的严重不足。
对于研究生教育的教学方式、学术指导，考核等急需探讨的问题，中央党校政法部教
授、博士生导师卓泽渊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说研究生教育中，以班级为教学对象的教
学方式应当仅限于知识学习和理论探讨部分，这只是基础部分，而研究生教育的高端状态
还是应该以因材施教、个别指导、教师主导、师生互动的导师制教学方式为主。因为个性
化的学术指导，往往具有更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也是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博士研究生的
必须。千人一面的博士研究生教育一定是不成功的。
个性化的学术指导应该是通过问题讨论与课题研讨的方式来实现的。作为导师应该不
断为学生提出讨论主题，提供研究课题，带领和指导学生进行研究。在研究中，导师应该
指导学生深化学术认识，把握学术方法，推出学术成果。在研究生毕业时，科研成果的数
量应该成为研究生水平的重要评价标准。
研究生教育不仅仅是一般意义的教育，而且也应该是师生的共同研究。在共同研究中
让学生感受老师的学术、人格、学品，从而培养出真正品学兼优的新秀。使他们在三两年
后离开老师，还能进行独立的学术创造活动。这才是培养研究生的目的。
研究生必须有一定的科研成果的要求是对的。但是，一个时期以来，一些高校对研究
生的科研要么不要求学术成果，要么就图表面热闹，这样的两极化趋势十分严重。一些学
校甚至要求研究生必须有多少篇文章在核心期刊发表。评职称要求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
读硕士博士也要求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片面追求核心期刊，是图省事———回避对学术
成果进行严肃学术评价的结果，往往逼迫一些研究生去搞关系发表文章，使得有的学生本
该潜心学术的时间被浪费到走关系的路子上去。既毁坏了学子，又败坏了学风，此举无疑
是得不偿失。
博士研究生教育，从招生方式、培养机制到评价制度都需要我们反思。其中可评可点
之处不少。这种反思可以自由进行，似乎更应当有组织地、更理性地进行，也许这样才会
有更大的、真正的效用。博士研究生教育才可能因为我们的曾经的失误、教训、成功而变
得更好。
北大哲学系教授陈少峰则建议培养“创新型领导人才”，“过去的大学都有一种误区
，认为研究生必须要做学术。但是从现在存在的种种问题来看，研究生可以从事学术研究
，但更重要的是服务社会，从事社会各项工作。但是培养创新型领导人才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从知识积累型人才成为思考型创造性人才，在
教学方式、教学内容、老师学生与社会互动的方面都有所调整。”
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中心教授、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表示，研究生教育随着招生规
模的扩大，90%的研究生毕业之后并不从事学术研究，在国外，研究生培养人才已经分为两
种：专业型人才和学术型人才。他建议我国也应该以此为目标。
当05年的这一系列问题的“引爆”之后，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又出现了“一石激起了千
层浪”的景状。但是，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整治它的弊病，却又不是几个专家能够讨
论出结果的，体制之病，病在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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